政治作为
津巴布韦独立和穆加贝出任国家领导人，都曾在国际社会引来吹呼。开启新时代的兴奋暂时掩盖了一个与生俱来的痛苦。然而，当极具号召力的革命斗争口号变为极为紧迫的现实任务后，这一痛苦一直成为悬在穆加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起因便在于那个古老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集中体现着这个南部非洲国家内部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运动。津巴布韦历史与现实的演变、黑人与白人间的冲突都最终在土地问题上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个死结。
这个死结产生于欧洲白人殖民主义者对津巴布韦的不公正掠夺。自19世纪末始，英国南非公司一进入南罗得西亚，便驱赶当地黑人到土著保留地并大量掠夺他们的土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掠夺之后，津巴布韦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令人咋舌：20世纪初，平均每个白人占有的土地相当于黑人的30倍;40年代为37倍;70年代为近19倍。即使在欧洲白人大举移民南罗得西亚以后，白人最多不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但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同占人口总数95%的黑人土地数量大致相等。除占有土地面积悬殊之外，白人所占的均为交通方便、土质肥沃的好土地，而黑人所占均为偏远、降雨量稀少的贫瘠之地。土地占有不公问题既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长期掠夺的结果，又理所当然地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内在动力。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人们便不难理解穆加贝所领导的革命何以能够成功，以及在独立后的若干年内何以能够享有颇具惯性特质的声望。
1979年即津巴布韦独立前夕，当穆加贝坐下来与对手谈判国家独立问题时，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的妥协客观上将这一尖锐矛盾留给了将来。有关津巴布韦独立的伦敦兰开斯特大厦文件规定，任何白人财产必须在宪法授权范围内才能征得，同时还有50多条附加条件，这一政策10年不变;只能通过公平的市场买卖才能从白人定居者手中获得土地，英国和美国也因此承诺对征收白人土地给予补偿。这意味着，一方面，穆加贝没有要求对白人所占土地进行无偿剥夺，这体现出他借此推动种族和解的良好意愿，另一方面，这些规定也捆住了他的手脚，限制了新政府用剥夺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问题，客观上承认了白人殖民者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性。
当穆加贝做出妥协，将土地问题这一尖锐矛盾留给未来之时，他实际上是将矛盾留给了未来的自己。此后近三十年中，穆加贝一直被一种恶性循环的两难局面所折磨：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最优选择是不触动现有土地占有状况。因为改变土地占有状况，势必意味着触动牢牢掌握着津巴布韦经济命脉的白人利益，进而导致国家经济状况的无序与混乱。然而，对于穆加贝来说，不在土地问题上有所作为，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改变津巴布韦土地占有不公平现象的允诺既是穆加贝们得天下的原因，也是他们能够坐天下的基础。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政治基础。穆加贝一直寻求既要稳定国家经济命脉，又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基础。但两者间具有截然相斥的性质，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穆加贝多年来一直苦无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