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刚刚我给你的红包，比往年数额都多，这个就当给薇薇的压岁钱吧。”我笑着，好言相劝。

母亲声音忽然抬高：“她才多大岁数！要这么多钱压岁？小丫头片子压得住吗！”

说罢掏出了另一个红包，对着薇薇

“来，听外婆话，你拿这个，另一个给你壮壮哥。”

女儿倔强地绷着脸：“我不要！我才不要！！凭什么哥哥弟弟他们每年的红包都是红色的钱！而我是绿色的！薇薇也要红钱钱！”

这话什么意思？合着，只有我孩子每年的压岁钱是一百？

三十多年前，父母好面子非要生男孩，结果连生了两个女儿，后来捡到一个腿部残疾的男孩，成了我们弟弟——乔金龙。

我姐姐叫乔银凤，而我叫乔二。

不是外号，是身份证上的名字，父母更习惯叫我“狗二”，没有别的含义，只因为我狗年生，排行老二。

听上去合情合理，但“龙凤”和“狗”，千差万别。

从小到大，我穿的是姐姐的旧衣服，用的也是弟弟不要的。

姐姐和弟弟能挤在爸爸的电动车上上学，而我，从小学走到了高中。

我记得十岁那年，我们三个孩子同时高烧。姐姐和弟弟，爸妈一人背着一个冒雨去了卫生院，唯独留了我，在家硬扛了三天。

三天后，他们见我第一句：“居然没死，你果然命够硬。”

顺便给我一包吃剩的药，姐姐还打趣说：“妈吃打胎药都没把狗二打下来，怎么会病死。”

当年，母亲为了要个儿子，给医生塞了钱，得知是个女儿，冒着 8 个月的风险要把我打掉。

结果我没死，她却大出血，从此再也怀不上孩子，父亲也因二胎丢了工作。

关于生日，姐姐有漂亮的新裙子，弟弟有甜甜的蛋糕，连家里的狗都能加个水煮蛋。

而我，狗二，连生日都不能提。

后来，我用学习麻痹自己，拼命读书，初三那年，我荣获全县数学竞赛第一名，保送省重点高中。

几乎同时，父母找到了“根治”弟弟腿疾的法子，那法子价格昂贵，家里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

那晚爸爸第一次叩响我的房门，劝我放弃读书，南下去打工。

“为什么不是姐姐？”我忍不住问。

“你姐马上要高中毕业了，至少混到高中文凭也好找工作，你不一样，你机灵，去哪儿都能发光。”

“可我也想……”

读书两个字就在嘴边，妈妈那怨毒的眼神，逼得我生生咽了回去。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放弃了保送名额，换成了弟弟的康复费。

五年时间，父母除了问我要钱，对我不闻不问。

我不甘心就此平凡，一边打工一边自考，最后通过成人高考上了一所大学。

当时我就职的厂子老板得知后，对我十分赏识，奖励我十万块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