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离婚后的第二天，我搬回了结婚前自己买下的小公寓。

屋子里还残留着久未住人的淡淡尘埃气，但这里没有陈默，没有那甜腻到令人作呕的味道，没有深夜的咆哮和捶门声。我把窗户全部打开，初冬凛冽的风灌进来，吹得我脸颊生疼，却让我有种近乎残忍的清醒。

我需要这种清醒。我必须离开那个泥潭，越快越好。

和陈默在民政局门口见面时，他眼下乌青更重了，整个人像一根绷得过紧的弦，带着一种脆弱的暴躁。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怨恨，有哀求，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焦灼。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在填写离婚申请表格时，笔尖几乎要戳破纸张。

工作人员是个面容和善的中年女人，她接过表格，例行公事地看了看我们，语气平稳无波：“根据《民法典》规定，离婚有三十天的冷静期。三十天后，如果你们双方仍然坚持离婚，才能过来办理后续手续。”

三十天。

我捏着手指，关节有些发白。我以为迈出这一步就是解脱，却没料到，法律在这条路的开端，设下了一道名为“冷静”的栅栏。它将我暂时性地困在了这段关系里，哪怕多一天，都让我感到窒息。

陈默似乎松了口气，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拿到那张有着“冷静期”字样的回执，我感觉它像一张缓刑通知书。不同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被赦免，还是被推向更深的深渊。

回到小公寓，我开始疯狂地收拾东西，试图用体力上的疲惫来麻痹大脑。我把所有关于陈默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纸箱，打算找个时间扔掉。可当我拿起床头柜上我们蜜月时的合影，照片里他笑得阳光灿烂，眼神清澈，与书房里那个佝偻着背吸食毒品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胃里一阵剧烈的翻搅，我冲进洗手间，吐得昏天黑地。

起初我以为只是情绪波动太大导致的生理不适。但这种恶心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反复出现，尤其是在清晨，伴随着一阵阵难以言喻的疲惫和嗜睡。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冰锥一样，猝不及防地刺入我的脑海。

我冲进药店，买了好几支不同品牌的验孕棒。回到家，反锁洗手间的门，看着那小小的窗口，心脏跳得快要冲出胸腔。

当那两条清晰的、无可辩驳的红线依次出现在每一支验孕棒上时，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

我怀孕了。

在我决定彻底离开陈默的时候，在我和他之间只剩下冰冷的“冷静期”维系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合时宜地来了。

我瘫坐在冰凉的地砖上，背靠着门板，手不自觉地抚上依旧平坦的小腹。这里，正在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一半是我的骨血，另一半……来自那个被毒品控制、让我感到恐惧和陌生的男人。

怎么办？

打掉吗？这是一个无辜的生命。留下吗？难道要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吸毒的父亲？就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里？

陈默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他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语气从最初的激动狂喜，到后来的苦苦哀求，再到最后，甚至带上了隐隐的威胁。

“晚晚，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纽带！”

“为了孩子，我们不能离婚！你忍心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

“林晚，你要是敢打掉孩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他的父母也找上了门，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期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们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

“晚晚，以前是陈默**，他对不起你！但现在不一样了，你有孩子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一定看着他，让他戒！为了孩子，他也会改的！”

“离婚对孩子成长多不好啊，你不能这么自私……”

“自私”？这个词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想逃离毒品的阴影，想保护自己未来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成了“自私”。

而我摸着肚子，感受着那里可能存在的、微小的悸动（或许只是我的幻觉），一种属于母性的、柔软而强大的本能，开始在我冰冷绝望的心里滋生、蔓延。

我真的能毫不犹豫地剥夺这个孩子来到世上的权利吗？我真的能狠下心，让他（她）背负着父亲是吸毒者的阴影，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吗？

冷静期的倒计时，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腹中的胎儿，成了拴住我脚踝的最沉重的锁链。

在冷静期的最后一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我看着手机上陈默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晚晚，求你了，为了孩子，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我闭上眼，眼前闪过书房里他那张沉迷扭曲的脸，闪过他父母殷切又带着压力的眼神，最终，定格在验孕棒上那两道刺目的红线上。

眼泪混着窗外雨水的气息，无声地滑落。

我拿起手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民政局的电话，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

“你好……我，林晚……申请撤回……离婚申请。”

挂掉电话，我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窗外的雨更大了，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仿佛在为我刚刚亲手关上的逃生之门，奏响一曲无奈而悲凉的哀乐。

我以为我是为了孩子，做出了一次伟大的牺牲和妥协。

却不知道，我只是亲手拧紧了命运交响曲中，那通往更深地狱的乐章的第一个音符。那道名为“冷静期”的栅栏，我没有跨过去，而是选择转身，走回了那个看似为了孩子而重新搭建，实则早已被蛀空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