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声极轻的笑，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像针一样扎进耳膜。

“侵占父母遗产的***啊，***应该已经寄到你店里了。”林薇的声音清晰起来，每个字都咬得很准，像在宣读什么正式文件，“我昨天回国的，和我的律师男友一起。他说按照《继承法》，你这些年动用的父母遗产属于非法侵占，我有权追回。”

我手里的衣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金属碰撞水泥地的声音在空荡的仓库里回荡。

“林薇，”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另一个人，“你在说什么？”

“姐，别这样，”她的语气突然软了一瞬，但那柔软转瞬即逝，“我们法庭上见吧。王律师说这样对我们都公平。”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手机还贴在耳边，听着忙音。仓库外是批发市场下午惯常的嘈杂——三轮车的喇叭声、摊主们的吆喝声、塑料袋摩擦的声音。但这些声音突然变得遥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六年前，父母车祸去世，保险和家里那套老房子的卖房款一共八十七万。葬礼后的第三天，刚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林薇红着眼睛拉着我的手：“姐，我想去留学，这是爸妈生前最大的愿望。”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一家服装店做销售，月薪三千二。

“钱够吗？”我问。

“英国一年硕士，学费加生活费，差不多要三十五万。”林薇低头看着地板，“姐，我知道这笔钱是爸妈留给我们两个人的，但是……”

“去吧。”我没让她说完。

我以为这只是开始，没想到这“一年”硕士读了六年——语言班一年，硕士一年，博士四年。每年她打来电话：“姐，钱不够了，同学都去欧洲旅行，我连图书馆的复印费都付不起。”“姐，导师说我的论文需要参加国际会议，机票住宿要自费。”“姐，我想换个好点的公寓，现在的合租屋太吵了，根本没法写论文。”

八十七万，一分不剩。

不，不止。我自己的积蓄——那些凌晨四点起床去批发市场抢货、晚上十点还在店里理货攒下的钱——也一笔笔汇了过去。六年来，一共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元。每一笔转账，我都记在一个蓝色封皮的笔记本里，笔记本的扉页上，是父母葬礼后我和林薇唯一的合影——她靠在我肩上，眼睛红肿，我搂着她，表情空白。

仓库的门被推开，隔壁做箱包生意的陈姐探进头来：“小林，有你的快递，***来的，我帮你签收了。”

她递过来一个厚厚的EMS信封，眼神里带着同情和好奇。在这个批发市场里，没有什么秘密能保持三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