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排除第三方解决程序”，以及狭义地解释“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内容等，均影响和损害《公约》体系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国家间通过双边或多边文件提升政治互信及延缓南海争议问题的解决进程和效果。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仲裁庭”不能单独以《公约》对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评判中国在南海所拥有的权利范围及其合法性，不仅因为中国依据历史性权利的主张不明，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来源不单独依据《公约》，更是依据一般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且这种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被国际社会所周知，包括通过行政设治、军事巡航、生产经营、海难救助等方式持续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进行管辖。
同时，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权利范围是通过在南海的群岛整体论主张的，无法单独以个别岛礁的地位和属性予以评定。例如，1958年9月《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92年2月《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8年6月《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011年4月14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补充照会等，所以，“仲裁庭”试图以单个岛礁是否符合《公约》而作出的任何裁决内容，均违反中国国内法以及长期的国家实践，是中国政府不予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