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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恐儿子的假父母，不退租了》章节介绍

隔空弹小鸟是当今很火的一名作家，他的诸多作品受到很多网友的青睐。其中，最火的一部小说就是他最近编写的《社恐儿子的假父母，不退租了》了。《社恐儿子的假父母，不退租了》第1章主要内容介绍：包子事件后的第一个周末，按照合同规定，是我的“父母”第一.........

《社恐儿子的假父母，不退租了》第3章在线试读

包子事件后的第一个周末，按照合同规定，是我的“父母”第一次上门探望的日子。

从周五晚上起我就开始焦虑。我把十平米的出租屋从头到尾打扫了三遍，藏起了所有外卖盒和泡面袋，把程序员标配的格子衬衫塞进衣柜最底层，换上唯一一件看起来“乖巧”的纯色卫衣。周六早上七点我就醒了，盯着天花板预演对话：

“工作还行，不累。”

“吃得挺好，自己会做饭。”

“同事都挺友好，经常一起聚餐。”

“嗯，有在认识新朋友。”

全是谎言。我的生活就是代码、外卖、孤独，以及偶尔被我妈的催婚电话打断的沉默。但我不想让他们——即使是租来的父母——觉得他们的“儿子”活得太失败。这很可笑，我付钱是为了获得安慰，却又要伪装成不需要安慰的样子。

九点整，敲门声响起。很轻，三下，停顿，再三下。像某种礼貌的摩斯密码。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门。

周建国和王秀英站在门外，手里大包小包。周建国拎着两个超市塑料袋，沉甸甸的；王秀英抱着一个保温桶，胳膊上还挎着一个布兜。他们都穿着和上次见面差不多的衣服，但周建国换了件浅灰色的夹克，王秀英的碎花衬衫颜色更鲜亮些。

“小林，没打扰你休息吧？”周建国笑呵呵的，额头上有点汗。

“快进来。”我侧身让开，心里那点紧张被他们带来的“阵仗”冲淡了些。

小小的房间顿时被填满了。王秀英一进来就自然地开始巡视：她看了眼我的小冰箱（里面只有几瓶饮料和过期酸奶），摸了摸床单的厚度（我昨晚才换的），又看了看窗台上的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前租客留下的）。没说话，但眉头微微蹙着。

周建国把塑料袋放在唯一的小桌子上，开始往外掏东西：一袋大米、一瓶食用油、几包挂面、一盒鸡蛋、还有苹果、香蕉……

“叔叔，这太多了，我……”

“不多不多，”周建国打断我，把鸡蛋小心地放进冰箱，“你平时肯定懒得买这些。米和油能放，面条煮起来快，鸡蛋有营养。”他说话时很自然，就像真的父亲在给住校的儿子塞行李。

王秀英已经打开了保温桶，热气带着香味飘出来。“炖了排骨汤，熬了一早上。你尝尝咸淡。”她拿出一个小碗，盛了汤，又夹了块肉多的排骨，递到我手里。动作流畅得像做过千百遍。

我捧着碗，有点无措。汤很香，排骨炖得酥烂。我喝了一口，温度刚好。

“怎么样？”王秀英盯着我，眼神里有期待。

“好喝。”我说的是实话。上次喝到这种家里慢火炖出来的汤，可能还是初中。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好喝就多喝点。保温桶给你留着，明天热热还能吃。”她又从布兜里拿出几个保鲜盒，“还做了红烧肉和炒青菜，你放冰箱，吃的时候热一下。比外卖干净。”

我愣愣地看着那些保鲜盒被整齐地码进冰箱，原本空荡的冷藏室忽然有了颜色。周建国则在研究我的电饭煲——“这个型号旧了，煮饭费时间”——和烧水壶——“底盘都锈了，该换一个”。

他们没问我太多问题。没有查户口式的盘问，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式比较。周建国只是随口聊了聊天气，说今年春天沙尘多，出门要戴口罩。王秀英一边收拾我随意扔在椅子上的几件衣服，一边说：“深色和浅色要分开洗，不然容易串色。”

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像你一直穿着湿衣服走路，已经习惯了那种沉重和不适，忽然有人给你披上一件干爽的外套，你才猛然意识到之前有多冷。

一个小时后，他们起身告辞。王秀英把垃圾袋捎上：“我们顺便带下去。”周建国在门口回头：“下周想吃什么？你阿姨拿手菜多。”

我下意识地说：“都行。”

“那就包饺子吧，”王秀英接话，“三鲜馅的，你小时候……你们那儿的孩子应该都爱吃。”

他们走了。房间安静下来，但好像又不一样了。空气里还残留着排骨汤的香气，冰箱被填满，桌上还有他们留下的一袋洗好的苹果。我坐在床边，忽然觉得这个狭窄的空间，第一次有了点“家”的意思。

那天下午，我收到王秀英的微信：“汤要是喝不完，晚上一定要煮开一次再放冰箱。苹果每天吃一个。电饭煲我让你爸看了看，还能用，就是煮饭时水要比刻度线少放一点，不然太软。”

我回：“好，谢谢阿姨。”

她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

这就是开始。一场以金钱和合同为基础的交易，却以一碗热汤、一袋苹果、几句叮嘱的方式悄然渗透。

接下来几周，模式固定下来。每周六上午九点，他们准时到来，带着做好的菜、补充的食材、有时还有小东西——一双厚袜子（“看你就穿那么薄”）、一个护眼台灯（“晚上码字太暗伤眼睛”）、甚至是一盆新的绿萝（“那盆救不活了，换这个，好养”）。

他们待的时间不长，通常一个半小时。王秀英收拾房间、整理冰箱、偶尔帮我缝扣子（“线头都快掉了”）。周建国则负责“技术活”：修好了我吱呀响的椅子，给窗户换了密封条，还给我演示怎么用微波炉做简单的蒸蛋。

谈话内容也越来越自然。周建国会讲些话剧团的趣事，王秀英会说以前教学生唱歌的片段。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话题，不问我的收入，不问我的感情状况，不问我和真实父母的关系。他们就像在经营一片精心划定的苗圃，只在边界内浇水施肥。

而我，起初的拘谨慢慢融化。我开始期待周六的敲门声。我会提前烧好水，洗干净仅有的两个杯子（他们自己带了水杯，但我还是准备了）。我会在周五晚上特意收拾屋子，不是为了伪装，而是不想让他们太累。有一次我感冒，王秀英摸了下我的额头，立刻让周建国去买药，然后自己煮了姜茶，坐在旁边看着我喝完。她的手很粗糙，但覆在我额头时很暖。

“一个人在外面，最怕生病。”她轻声说，像在自言自语。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但我忍住了。这是交易，我提醒自己。他们是演员，这是服务。两万块买来的关心，不能当真。

可身体不听话。胃记住了王秀英做的红烧肉的味道，耳朵习惯了周建国进门时那声“小林，我们来了”，甚至我的社恐神经，在他们面前都放松了些。在他们面前，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周末不出门，不需要为不善言辞道歉，不需要假装自己过得热闹充实。

他们接纳了我的“不正常”，并把它当成正常。

转折点发生在两个月后。公司接了个急项目，连续加班三周，每天到家都是后半夜。那个周六早上，我睡过头了。敲门声响起时，我还在床上昏睡，挣扎着爬起来开门，头发乱翘，眼里全是血丝，身上还是皱巴巴的睡衣。

门口的王秀英倒吸一口气。

“你这是……熬夜了？”周建国眉头紧锁。

我含糊地应了声，让他们进来，自己瘫坐在椅子上，眼皮沉得抬不起来。模糊中，我感觉王秀英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手。“手这么凉……”我听见她低声对周建国说，“脸色也不对。”

然后我就睡过去了。太累了，像台过载死机的电脑。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时身上盖着被子，窗帘被拉上了，房间光线昏暗。厨房方向传来轻微的响动和食物的香气。我坐起身，看见周建国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正在看手机。见我醒了，他放下手机。

“醒了？你阿姨在热汤。你发烧了，自己不知道？”

我摸了下额头，确实有点烫。“可能是前几天淋雨了……”

“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糟蹋身体。”周建国语气有点重，但眼神是担忧的。他递过来一杯温水，“先喝点水。你阿姨煮了粥，等会儿吃一点，再把药吃了。”

王秀英端着一碗白粥和小菜进来。粥熬得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趁热吃，发发汗。”

我接过碗，勺子拿在手里，忽然鼻子一酸。怕被看见，我低头大口喝粥。粥很烫，烫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那天他们待了很久。王秀英逼我喝完粥吃了药，又让我躺下。她坐在床边，手轻轻拍着我的被子，像哄小孩一样。“睡吧，我们在这儿。”

周建国在厨房收拾，水声哗哗的。然后他坐在桌边，安静地看带来的报纸。

我在那种安心的氛围里又睡着了。半梦半醒间，听见他们压低声音的对话。

“这孩子，太不会照顾自己。”

“压力大吧，你看他瘦的。”

“下周炖只鸡，得补补。”

“嗯。电热毯是不是也该买一个？他这屋子阴。”

我闭着眼，眼泪悄悄滑进枕头。那是租了这个房间三年来，第一次有人在里面谈论如何让我过得更好。

病好后，我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在非周六时间主动给王秀英发微信，拍一张我按她教的方法炒的菜（虽然糊了），或者问“叔叔上次说的那个工具叫什么”。她会认真地回复，偶尔还发来语音，讲得更详细。周建国则给我分享一些搞笑的话剧片段，还有养生文章——“你们搞电脑的，得多看绿色，多活动脖子”。

我们甚至有了第一次“家庭活动”。某个周日，他们带我去逛了花卉市场。我本来极度抗拒人多的地方，但周建国说“就当陪我们老两口散步”，王秀英说“买盆花，房间有点生气”。我硬着头皮去了。市场里人潮涌动，我紧张得手心出汗。王秀英走在我旁边，偶尔轻轻拉一下我的袖子，示意我避开人流。周建国则在我另一边，像一道屏障。最后我们买了一盆仙人掌和一盆薄荷。王秀英说：“仙人掌不用总浇水，适合你。薄荷可以泡水喝，清凉。”

回去的路上，周建国在路边买了糖葫芦，递给我一根。“小时候的味道。”他笑。我咬着糖葫芦，酸甜的糖壳在嘴里化开，看着走在前面的两个背影，忽然觉得，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好像也不错。

春节快到了。按合同，我需要他们配合回老家“演出”。我提前买了三张高铁票，告诉他们行程。王秀英开始紧张地准备“见面礼”——给我老家亲戚的。她拉着我商量：“你大姨喜欢什么？听说爱喝茶？舅舅呢？抽烟吗？但抽烟不好，还是买点别的……”

她那么认真地投入角色，让我愧疚又感激。

出发前夜，他们来我住处做最后准备。王秀英帮我整理行李箱，一边放东西一边念叨：“这件毛衣回去穿，家里冷。给爸妈的礼物放这儿，别压坏了。充电宝带了吗？路上用……”

周建国在检查我的身份证车票。“明天早点起，别误了车。到地方给我们发个消息。”

我看着他们忙碌，忽然开口：“叔叔，阿姨……谢谢。”

他们停下来，看向我。

王秀英笑了笑，眼尾的皱纹温柔地堆起：“谢什么，应该的。”

应该的。因为合同，因为钱。可他们的眼神太真，真到让我几乎忘了这是一场交易。

那个春节，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了我记忆中第一个没有尴尬和沉默的团圆年。周建国和我爸喝酒聊时事，王秀英和我妈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说悄悄话。他们演得太好，好到所有亲戚都羡慕我“有这么开明的父母”。我妈私下拉着我说：“你爸妈……真不错。”她眼里有释然，也有点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回北京的高铁上，我坐在靠窗位置，看着外面飞驰的景色。周建国和王秀英坐在我旁边，王秀英在打瞌睡，头靠在周建国肩上。周建国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让她靠得更舒服。

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