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个失眠的夜里，我刷到了一个奇怪的广告。

广告标题很直白：“租个父母，缓解催婚压力，专业演员，量身定制。”下面有一行小字：“临时父母，真实关怀，助您度过家庭危机。”

鬼使神差地，我点了进去。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简陋的网站，像是十年前的设计风格。服务明码标价：基础套餐，父母出场一次（三小时内），两千元；月度套餐，每周一次电话关怀，两次微信问候，五千；年度套餐，包括节假日上门探望、配合应付亲友、提供情感支持……两万。

我盯着那个“年度套餐”，手指在鼠标上停留了很久。两万块，是我三个月的房租，是我攒了半年想换的顶配电脑，是我妈半年的退休金。

但也是我妈不再哭泣的可能，是下次公司活动时我能拿出一张“全家福”的可能，是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说“我爸妈昨天还跟我视频呢”的可能。

渴望像藤蔓一样从心脏里爬出来，缠住了我的理智。

我渴望的其实不是“父母”——我有的，虽然不像别人的那么亲密。我渴望的是“正常”。是那种在茶水间听同事抱怨“我妈又唠叨我穿秋裤”时，能自然地接上一句“我妈也是”的资格。是春节回家时，不再因为沉默而让空气凝固的能力。是让我妈能在亲戚面前挺直腰板说“我儿子在北京过得可好了”的底气。

我想要一套伪装，一副能让我混迹于人群中的面具。

凌晨三点，我填了申请表。在“期望的父母类型”一栏，我写了：普通，温和，不要太热情。像大多数人的父母那样就好。

两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声音很温和的中年男声：“林先生吗？我是‘家庭定制服务’的顾问。您填写的资料我们看过了，我们有一对非常适合您的‘父母’，周建国先生和王秀英女士，他们经验丰富，特别擅长处理……像您这样的情况。您愿意先见一面吗？”

我们约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包厢。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了。

周建国——我后来的“假爸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夹克，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手里拿着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他看见我，立刻站起来，笑容有点紧张但真诚：“小林是吧？快坐快坐。”

王秀英——我后来的“假妈妈”——穿着碎花衬衫和深色长裤，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很软，像看着什么易碎的东西。当我坐下时，她轻轻把一杯推过来的茶又往我面前挪了挪：“小心烫。”

他们和广告里说的“专业演员”不太一样。没有夸张的表演痕迹，没有刻意的煽情。他们就像……就像真的是一对从老家来看儿子的普通父母，带着一点拘谨，一点期待，一点怕被嫌弃的小心翼翼。

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周建国在说，王秀英偶尔补充。他们退休前都是文艺工作者——周建国是县话剧团的演员，王秀英是小学音乐老师。儿子在国外定居，几年才回来一次。“闲着也是闲着，”周建国搓着手说，“就想找点事做，帮帮你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年轻人。”

他们给我看了之前服务的“客户”写的感谢卡（匿名处理），照片里他们和不同的“子女”合影，笑容看起来都挺真实。他们甚至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合同，条款清晰，包括保密协议、行为界限（比如不过问真实财务、不擅自联系真实亲友）、紧急情况处理流程等等。

“我们不是要代替你真正的父母，”王秀英轻声说，这是她说的最长的一句话，“我们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搭个手，让你喘口气。”

那句话击中了我。

我签了合同。年付两万，服务期一年。包括：每月一次上门探望（周末），每周两次微信或电话问候，所有法定节假日配合演出（如需），以及一次“重大场合支持”（我选了春节）。

签完字，周建国伸出手，很郑重地跟我握了握：“小林，以后这一年，请多关照。”王秀英则从布袋里拿出一个饭盒：“我自己做的包子，你带回去，晚上热热就能吃。”

饭盒是温的。

回去的地铁上，我抱着那个旧铝饭盒，忽然有点恍惚。这一切太荒诞了——我，一个二十八岁的成年人，租了一对父母。但饭盒透出的温度透过外套传到胸口，又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奇怪的安心。

那天晚上，我吃了包子，白菜猪肉馅，有点咸，但很好吃。我拍了一张空饭盒的照片，发给了王秀英的微信（刚加的）：“阿姨，包子很好吃，谢谢。”

她几乎秒回：“好吃下次再给你做。晚上别熬太晚。”

我看着那行字，鼻子忽然酸了一下。

这就是开始。一个出于逃避和伪装而起的荒诞交易。我以为我买的是服务，是表演，是暂时堵住生活漏洞的补丁。我没想到，有些东西一旦开始，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也没想到，一年后，当我试图结束这场交易时，我会对着那对穿着土气毛衣的“假父母”，听到他们说：

“儿啊，合同是合同，父母是父母。”

而那时，我已经分不清，我究竟是想赶他们走，还是害怕他们真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