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沦亡史》 章节介绍

最爱历史编著的小说《东汉沦亡史》，题材为历史类型，小说故事情节紧凑、内容精彩，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有血有肉。《东汉沦亡史》第4章内容介绍：一开始，曹操以汉献帝名义授自己为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袁绍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曹操当死数矣，.........

《东汉沦亡史》 4、挟天子以令士大夫 在线试读

一开始，曹操以汉献帝名义授自己为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袁绍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这才改拜袁绍为大将军。

显然，袁绍并不服气，一是不满曹操掌握汉室实权，二是不屑天子的号令。

我们常说“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不妨看看曹操挟持汉献帝都许之后，各路诸侯的反应。建安二年（197），南阳的张绣反了，还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同一年，袁术称帝，压根没有把汉帝当回事。建安四年（199），袁绍派遣精兵十万，攻打许都。建安五年（200），孙策谋划偷袭许都。曹操明明挟持了天子，却引来了各路诸侯的围攻。

很明显，孱弱的汉献帝号令不了这些骄横跋扈的军阀，他只能获得一种人的拥戴：深受儒学影响、内心有坚定信念的士大夫。

虽然今人把汉分为东西两汉，但在时人看来，这是一个国祚绵延426年、经历24位皇帝的强盛王朝。天下姓刘的纲常伦理化入风俗和记忆之中，成为人们思维的惯性。

而且，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在“从道不从君”的士人心中牢牢烙下了忠义概念，将名节与操守注入到知识分子的血液中。知识与信念的结合总能迸发出强大力量，虽然汉室衰微，帝王之统不存，但是儒学之统仍在。对那些“以身存道”的士大夫来说，汉献帝代表着正统，代表着道与正义，他们可以为了心中的正义奋不顾身。正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当然，士大夫也并非完全是皇权的仆从。东汉末年，为了反抗属于皇帝个人生活圈里的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舆论运动，最后被宦官镇压下来，一群年轻的太学生被迫“禁锢终生”。一个强大的外敌往往能够凝聚内部的凝聚力，分散各地的士大夫有了统一的目标和紧密的组织，他们以“党人”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之中，余英时先生称之为“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

士大夫成为一个自觉的阶层，大概就在这个时候。

《三国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开始，曹操与袁绍一同起兵反董卓，袁绍问曹操：“若事情不成，有什么退路呢？”曹操反问道：“足下的打算是什么呢？”袁绍说：“我向南据守黄河，向北阻击燕、代，兼并戎狄的兵力，向南争夺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

曹操则说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道，恐怕指的就是儒家之道。袁绍在意的是地盘，而曹操则更想抓住士人的心，二人的分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曹操看中的并不是汉献帝本人，而是那些儒家的信徒。他们一般都是地主，有财有人；具备相当的知识，有能力；拥有广大的朋友圈，有名望。与其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倒不如说是“挟天子以令士大夫”。

曹操早期的创业，基本依赖地方的豪族。一开始，陈留的卫兹以家财资助曹操，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后来这些人在与徐荣的战役中战死，曹操的族人曹洪又支援了几千人马。此后像李典、任峻、许褚之流，都是此类。随着势力的扩张，曹操必须接纳士大夫进入自己的阵营，所以在荀彧放弃袁绍、投奔曹操的时候，他才会惊喜地说道：“吾之子房（张良）也！”

荀彧是一个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的士人，当初他也曾建议曹操迎接献帝。他与曹操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依附与主仆关系，而更像是士大夫与军阀的政治合作。他为曹操举荐了大量人才，这些士大夫构成了曹魏集团的上层骨干。

自天子都许之后，避乱、流浪、归隐的士大夫如大雁归巢，纷纷来到曹操的帐下。

如杜畿，“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如徐奕，本来避难江东，受到孙策的礼遇。曹操成为司空之后，立马微服回到本郡，出任曹操的掾属。如刘馥，避乱扬州，建安初年，率族人谒见曹操。再如，“颖川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刘表俱待以宾礼……及曹操迎天子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还诣操，操以俨为朗陵长”。

官渡之战中也处处可见“挟天子”的影响。

建安四年（199），官渡之战正在酝酿之中，田豫劝说渔阳太守鲜于辅说：“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易早从之。”

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僵持之时，刘表举荆州以响应袁绍。桓阶却劝长沙太守张羡抗刘表而应曹操，桓阶认为，曹操“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

官渡之战本身就是一场实力差距相当悬殊的战役，而曹操还要顾及身后的孙策、刘表、刘备等人，局势简直就是千钧一发。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说道：“在这个时候，曹操手里只有两张可用的牌，一张是官渡前线数量不多的军队，一张是没有叛变的一批名士和豪族。”

士大夫的归附，荀彧等人的出谋划策，各地士人对曹操的支持……这些都是“挟天子”的隐秘影响，一点一滴将曹操的劣势化作最后的胜局。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统一北方后，下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